傲慢与偏见 ——— 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几年以前雄安新区被提上议事日程时，身边一些做城市规划的朋友磨拳擦掌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除了因为这是一个十分有利于其职业或仕途发展的机会，也因为这群规划人终于能够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城市，应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先进理论知识。
而不是像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的大部分项目那样，去改造一片被政府部门认为出问题的区域。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认为，重新设计一座城市，会比以前那些逐步生长出来的城市更为合理，我们拥有最先进的理论知识，最充足的资金，以及有足够的经验来躲避掉以前的城市所遇到的问题。就连重轻老师在谈到吹爷要重新发明一门游戏底层语言以取代C++时，也举例说在沙漠里平地起高楼，这座城市会非常合理。
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雅各布斯的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用无数案例证明了正统规划理论的失败。这本并非出自专业规划理论家之手的著作，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最重要的城市规划理论著作，成为了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然而吊诡的是，学生们尽管必须读这本书，可学习与应用的理论，却依然是雅各布斯所批判的理论。
当然，这本书也不完全是一本批判之书，对于她所批判的问题，基本都附带了解决方案。
令人扼腕的是，这本书出版于1961年，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展现了持久的影响力，可书中所谈到的城市里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为严重。这或许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雅各布斯提出的理论看似美好，但城市的问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城市规划专业的人，仅从一个城市居民的角度，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人文关怀。
街道的的用途
安全
第一部分讲述了街道的用途，安全、交往以及孩子的同化。对于安全的重要性，雅各布斯如是说：
一个成功的城区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做不到这一点的城区在其他方面也会同样糟糕，并且会给它自己，给城市造成沉重如山的麻烦。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此的感受可能不深，因为我们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能力，即由无数摄像头组成的“天网”系统。但实际上，即使到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存在拐卖儿童以及妇女的现象。而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在很多地方，人们穿过某些街道时是绝对不能下车的。
隐私
隐私是城市的专属，在农村长大然后去大城市生活的我对此深有感触。雅各布斯这样阐述城市里的隐私：
人们决意要护卫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一个好的城市街区能够在这两者之间获得令人惊奇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大部分是由一些细小的、敏感的行为细节组成的，平常人们很不经意地实践和接受这些细节，以至于通常它们都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原本就有的。
她举了自己所住的街区的一个例子，大家出门时会把钥匙交给街道上的某个店主来保管，如果预期今天会有客人来的话，这样客人能在主人回来之前去店主那里拿到钥匙。
而这个店主，必须有非常强的隐私意识：
这种服务必须要来自这么一个人，他是出于自愿提供这个帮助，而且他对保管的钥匙和钥匙主人的隐私之间的区别有非常清楚的理解，否则这样的服务就根本不能开展。
这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跟隐私无关的话题，就是这些店主，非常像游戏里的NPC。
城市的多样性
城市里的多样性，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味、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在北京与上海这两个我工作过的城市，工区所在地的多样性做的都不尽如人意。不管是在上海的陆家嘴地区，还是北京的望京地区，单一用途都过于突出，以至于看上去了无生趣。尤其是陆家嘴，过于宽阔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加剧了单调感。
望京地区总体来说其实是多样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但我当时的工区所在的街道，可能是位于五环边上的交界地的缘故，在没有人上班的时间，显得颇为落寞。
衰退与更新
到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何文章标题叫做“傲慢与偏见”，这不是在说雅各布斯，恰恰相反，雅各布斯在书中的论述我绝大部分是同意的。
曾经看到一位推友写的文章，消失的北京贫民窟，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北京市政府清理“低端人口”的支持，他说道：
很多人会去骂“低端人口”这个称谓有歧视性，会指责政府的驱赶手段过于强硬，但是怎么有效的制止贫民窟产生，他们是给不出解决方法的。
作者认为，贫民窟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也没有能力对自己好，政府是帮助了他们，甚至认为贫民窟的人在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情况下还生孩子是不对的：
从长远来看，制止贫民窟的产生，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包括原本贫民窟的居民。虽然很多人是为了改善生活才来到大城市，但注定了其中一部分人过得比以前更差，而且最终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再迁走。那些人都正当壮年，可生活质量无从谈起，在牺牲了太多的健康安全后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也无力抚养孩子，可他们的孩子终究还是出生了呢？等他们自己老了以后呢？
作者进一步认为，穷人的视野有限，不具备判断能力：
人的视野是有限的，越是低收入低教育的人就越是如此，诸如早年有人开胸验肺，这并不是个例，得尘肺病的工人不计其数，但这些人意识不到弊远大于利、应该拒绝这种工作。城市里很多人加班到猝死，在没有死之前应该有很多身体信号告诉他已经很危险了，但他自己不当回事，用咖啡等麻醉剂屏蔽了信号继续加班，直到死亡前的几秒才突然醒悟和悔恨。越生活在底层，越不具备完整的判断能力，这时候需要政府替他们做判断。
但是执行操作一定是个挨骂的活，因为要用到强硬手段（停水停电停暖）等。我很庆幸政府态度坚决地迅速治理了这个问题。短痛好过长痛。
作者的这个思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在政府工作的人。这是我所谓的，傲慢与偏见。
作者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类人显然认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比住在贫民窟的穷人更知道什么对他们好，他不相信一个成年人，有能力判断什么对自己好。
他是一个有选择的人，他不知道没有选择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而只是简单认为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视野问题。
但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北京被清理过的“低端人口”，可以说不同意他说的每一句话。这种论调，充满了家长式的傲慢，这让人想起岸见一郎在书里说：
世上的父母总是说“为你着想”之类的话。但是，父母们的行为有时候很明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面子和虚荣又或者是支配欲。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正因为察觉到了这种欺骗行为，孩子才会反抗。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用了一整部分来讲城市某些地区的衰退与更新，其中有一章专门讲非贫民区化与贫民区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不是非得把穷人清理走，才能使贫民区非贫民区化:
想要解决贫民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贫民区居住者视为和我们一样的正常人，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应该理解、尊重现有的状况，并且在贫民区里现有的条件基础上进行重建工作。在实际情况中，这样的做法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以为使一些人拥有更好的生活就是对他们的恩惠，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与我们提倡的做法根本不是一回事，但现在这却是普遍遵循的规划思想。
一刀切地清理，只是又一个看不得穷人受苦的高高在上者罢了。
在贫民区里，总有一些人的收入与贫民区里的人应有的“收入”不吻合。这个现象让现行规划理论很困惑。为了要让他们的理论自圆其说，他们于是发展出一种“奇谈怪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是受害者，被困在贫民区里了，应该有人从外面助其一臂之力（那些得到了一些虚情假意的帮助的人其实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法律的缘故，不能在这里细说）。根据那种“怪论”，让他们迁出贫民区对他们大有好处，可以强迫他们改善自己的状况，即便他们会对此表示抗议。
消失的不只是贫民窟
伴随着北京的贫民窟消失的，是这个城市的多样性。
在北京的几年间，我很喜欢去民族大学旁边的巷子里玩，晚上各种路边摊熙熙攘攘。即使在工作以后离民族大学有几十公里，我也偶尔会半夜骑车进城，去那里走走。有一次和一位出租车司机大姐拼桌吃鸭血粉丝汤，大姐说，她空车十几公里跑过来吃。
离开北京之后，我很想念像民大巷子这样的地方。一个冬季的夜晚，我出差到北京，入住酒店之后扔下背包立即出门打车去了民大巷子。车还没停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下车之后我以为走错了地方。当我终于确认没有走错时，被拆了一半的路边建筑以及飘荡的警戒线，使得北风格外寒冷。
而我去的上海，也是已经整治完毕开墙打洞的上海。
我想，不只是城市规划专业的人必读这本书，每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应该读一读。